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本届政府开门“第一件大事”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减少1/3行政审批事项的目标已提前三年实现。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是一项宏大工程，要实现既定目标，需要继续将改革推向纵深。在改革推进过程中，部分领导干部对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的精神实质把握不准，战略意义认识不深，从而影响了相关改革的进程和效果。为确保改革不走样，效果不打折，需要各级领导干部准确而全面地理解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的深刻内涵和战略意义。
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就是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和抓手，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重点解决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激发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就是要把政府工作重点转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简政放权要做到放三类权：政府向市场和社会放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释放社会活力。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放权，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提高社会治理效率。国有资本向民营资本放权，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实现“国民共进”。转变政府职能要实现“三张清单”治理，即政府的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企业负面清单，做到法无禁止皆可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活力源，全面深化改革的“先手棋”，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由之路，也是全面从严治党和实现党的宗旨的必然要求，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主线。
一、打造经济发展多引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活力源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需要经济长期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目前，中国经济增长面临较大下行压力，2014年全年GDP为7.4%，2015年一季度为7%。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情况下，经济潜在增长率将逐年下降，预计“十三五”期间平均增长率只有6.2%左右。
由于政府职能的越位、错位与缺位，一方面，政府投资过度、经济结构不合理、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另一方面，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没有很好的发挥，政府对微观经济事务的过渡干预和对经济项目的重重审批，使得微观市场主体行为扭曲、投资不足以及经济效率低下。
传统的经济优势逐渐消失，传统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迫切需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引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把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从人口红利转向改革红利。关键是要通过改革做到，一是清除生产要素供给的制度性障碍，二是使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转到主要依靠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等全要素生产率的轨道上。
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正是激发市场、社会创造活力，消除要素供给制度性障碍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最直接的改革举措。通过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用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实现经济发展双引擎乃至多引擎。一是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不当管制，降低创业经营门槛，营造公平、宽松、法治的商业和社会环境。二是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改造经济发展传统引擎。加大政府对教育、卫生等的投入，鼓励社会参与，提高供给效率。三是改革国资国企，支持企业走出去，建立经济发展外部引擎。整合相关力量，推进合作机制建设，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二、处理好“三个”关系，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和先手棋
“中国要前进，就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2013年10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论断代表了全党全国人民对深化改革必要性的共识和决心。全面深化改革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要分清轻重缓急，找准切入口，抓住关键、抓住要害。
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这“三个关系”的关键，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基础工程和“牛鼻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是社会管理者，在全面深化社会领域各项改革中，起着关键作用。建立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相匹配的制度，前提是对政府职能进行界定。不解决好政府在某些方面存在的职能越位、错位、缺位问题，上述改革就难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也就难以实现。解决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这“三个关系”，真正实现政府归政府，社会归社会，市场归市场，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关系，才能实现良治善治。
老子《道德经》中云：“治大国，若烹小鲜”。清代学者马其昶引汉初《毛诗故训传》，将其解释为：“烹鱼烦则碎，治民烦则散，知烹鱼则知治民”。开创大唐盛世的“贞观之治”时期，中央机构中的文武官员最少时只有643人，全国仅7000余人。
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一是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事务的介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二是改变政府对社会事务管得过多过死的局面，充分释放社会活力和创造力。三是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对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经济社会事项，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处理好这“三个关系”，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为构建现代治理体系和国家长治久安奠定基础。
三、推动全面依法行政，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由之路
当前，依法治国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政府以行政审批代替法治。由于历史的原因，行政审批制度、政府万能管理者的思想广泛存在于社会各领域。行政审批制度是计划经济和法律条件不完备的产物，是政府以人治代替法治的重要体现。二是部分官员越位行政。一些政府部门和行政管理者习惯凌驾于市场和群众之上，代市场配置资源，替人民当家作主。三是微观主体法治意识不够。企业家有问题不找市场找市长，解决社会矛盾以行政代替司法，社会法治意识和氛围仍有待改善。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全面依法行政，必须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必须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政府以三张“清单”来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切实实现由人治到法治的转变。一是权力清单，指政府应该干什么，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防止公权滥用，减少寻租现象。二是责任清单，指政府该怎么管市场，做到法定职责必须为，真正履行为人民、为大众服务的职责。三是负面清单，指让企业明了不该干什么，可以干什么，做到法无禁止皆可为。
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从根本上推动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实现。一是分清政府与市场、社会的界限，将政府替市场“把持”的权力还给市场，政府替社会管理的部分事务还给社会。减少政府手中的自由裁量权，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社会事务。二是在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的同时，需要法律体系的完善配套，从而倒逼法治的推进。三是将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所形成的理论认识和实践做法，以立法的形式加以确定，进而推动法治进程。
四、实现管理到治理的转变，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
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目前，群众办事难成了较为普遍的现象，北京市政府有关部门征集梳理了群众反映强烈的10个突出问题，首当其冲的便是行政审批、行政许可过多，程序繁琐。群众和企业办个事要说破嘴、跑断腿、排长队，许多审批、证明令人匪夷所思还闹出不少笑话。这些现象与我党的根本宗旨是不符的，这些问题的存在既阻碍了经济发展也影响了党群关系，不当行政审批、自由裁量权还给了很多领导干部寻租的空间，也是滋生腐败的源头。
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要求政府对社会由管理向治理转变。一是理念上以便于政府管理为主到便于民众生活、创业、创新为主。二是主体和方式上由过去党和政府的单一式、居高临下式的管理，到多元主体参与的，民主、互动式的管理。三是制度上由人治到法治的转变。政府职能法定原则将越来越突出，政府职责也将由过去管理为主，到管理和服务的统一。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贯彻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根本的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前提是明确权力责任边界，在日常行政中规范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和责任。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以“三张清单”治理精神，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市场、社会的不当干预，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手中的自由裁量权，实现从源头上消除和减少腐败问题。同时，加强政府的监管、服务职责，从制度上建立为民服务的机制。
孔子《论语·雍也》：“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证明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活力和动力来自民间。我们党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是贯穿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主线，打开的是经济社会的活力源，牵住的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牛鼻子，推进的是全面依法治国，落实的是全面从严治党。
